沛县的“水记忆” ——因水而生的文化追述

沛县的“水记忆”

——因水而生的文化追述

打开地图，人们不难发现，不论中国与外国，都有许多城市滨水而建；或一条大河，金线贯珠，维系着一串城市。

在中国的京杭大运河边，就一字儿排列着几十座最有特色的城市，江苏境内，自北向南，依次是沛县、徐州（铜山）、邳州、宿迁、淮安等，皆为“运河城市”。

这些城市的共性是：“因水而生。”所以珍视水的存在，保藏水的记忆，理清人与水的关系，是这些城市的精神特质。

一、“沛泽”魅力——吸引了齐桓公、齐景公、许由与帝尧

“沛县”，是一个“因水得名”的地方。“沛县”建县前，称“沛泽”，所以“沛（地）”“沛县”皆缘于“沛泽”。“沛泽”长的什么样？不知道了。有多大？也说不清了。只知道是“一片水泽”。估计：大小，纵横十千米吧；方位，或在今沛城沿河以北，新城区一带。感叹：天翻地覆，沧海桑田。

在没有办法描述“沛泽”时，我们只能从“沛泽吸引力”入手，探求“沛泽”的魅力。

《康熙字典》在解释“沛”字时，曾举一例：【左傳·昭二十年】“齊侯田于沛。”受《康熙字典》启发，今补另一则资料——《公羊传·僖公四年》：（陈辕）涛涂谓桓公曰：“君既服南夷矣，何不还师滨海而东，服东夷且归。”桓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还师滨海而东，大陷于沛泽之中。顾而执涛涂。

属于“宋国”的“沛泽”，史书记载的这两则信息却是关于“齐国”之君的：

其一、“齐侯田于沛”之“昭二十年”为公元前522年。这位“齐侯”即是“齐景公”。那一年，孔子30岁。就是这一年，齐景公与晏婴出访鲁国，召见了孔子。估计，齐景公出使鲁国，绕了一个圈，到沛泽打猎。

背景延申：五年后的鲁昭公二十五年（前517年），鲁国发生内乱。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。孔子也随之到了齐国，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。翌年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以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回答。孔子在齐闻《韶》乐，“三月不知肉味。”

其二、“（桓公）於是还师滨海而东，大陷于沛泽之中。”发生在公元前656年，即齐桓公三十年。齐桓公伐楚，回师，路过“沛泽”，人马陷于沼泽。

齐桓公

《左传》关于“沛”，《公羊传》关于“沛泽”的两则信息，相隔九十年。“齐景公”和“齐桓公”，一个打猎，一个行军，都印证了沛（地）的存在。《春秋.公羊传》著录沛地，距今已有2678年。

其三、若问：早于两位齐国国君而抵达沛泽的，有没有历史名人呢？有！而且是两位：一个高士许由，一个尧帝。

北魏.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：（泗水）“东过沛县，昔许由隐于沛泽，即是县也。县盖取泽为名”

许由

宋·罗泌《路史》载：“传谓（许）由隐沛泽之黄城，耕于箕山之下。沛泽即今之沛。”上述资料只说许由居沛。

而《吕氏春秋.慎行.求人》则由许由说到尧帝：昔者尧朝许由於沛泽之中，曰：“十日出而焦火不息，不亦劳乎？夫子为天子，而天下已治矣，请属天下於夫子。”许由辞曰：“为天下之不治与？而既已治矣。自为与？啁噍巢於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於河，不过满腹。归已，君乎！恶用天下？”遂之箕山之下，颍水之阳，耕而食，终身无经天下之色。

据此可知：一位隐士，一位帝王，在“沛泽”商议“禅让”之事，没有结果，但佳话流传。以此事件为坐标，证明：帝尧时代——前22世纪——“沛泽”见证了帝王的无私和隐士的高洁。

二、“泗水”传奇：见证着圣贤名教、帝王功业

 “沛泽”是一片静水，也是一片“活水”，活就活在“泗水”的注入。“泗水”则因源头地段陪尾山麓的趵突、洗钵、响水、红石四泉并发、汇流成河而得名。“泗水”作为淮河的重要支流，在中国“四渎”、“八流”中以聚焦中华“轴心文化”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文化之河”（其流域先后出彭祖、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、墨子、荀子）。对沛县而言，称“泗水”为“母亲河”或“文化命脉”皆有充分证据。

《礼记·王制》载：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即为“”、“四渎”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谓：“东为江，北为济，西为河，南为淮，四渎已修，万民乃有居。”唐代始称淮为东渎，江为南渎，河为西渎，济为北渎。称河流为“渎”，意谓“独自入海”。这四条河的八条主要支流分别是：渭水、洛水（河）、汉水、沔水（江）泗水、沂水、颖水、汝水（淮），称为“八流”，泗水是古代“八流”之一。其中，“沂水”还是“泗水”的支流。

今天，在沛县已经找不到“泗水”了。“泗水”在沛县大地上的消失，或向东平移滚动，大概的时间段，应该是明万历年间，微山湖形成，“南阳新河”湮灭于湖水之中；或者康熙七年（1668）郯庐大地震，留城沉于水，沛县段的“泗水”（京杭大运河）全部与微山湖融为一体。而“微山湖”原本属于沛县。

我们今天可以确定的明代“泗水”或京杭大运河沛县段的路线，基本上是：从鱼台县沙河入沛县境，自龙固镇南行，至安国镇庙道口，东南行，经大屯、郝寨，从今沛县新城区东部，南下大闸、中闸、沽头、胡寨镇东、豆虎店、大河涯、魏庙镇东、五段镇西，入铜山区马坡镇境，再南下徐州蔺家坝。

本节，因为以“泗水”为标题，所以不再强化“京杭大运河”的属性。

沛县段的“泗水”，流淌千万年，孕育了沛县的古代文明。今天，说“泗水”仍然是“借人物，说河流”。

唐 白居易《长相思·汴水流》：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州古渡头。吴山点点愁。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休。月明人倚楼。

宋.朱熹《春日》：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

都是写泗水风景、泗水情怀的。我们今天要从“泗水”的“圣贤文化”说到“泗水”的“帝王文化”，看看“水”对“人”的影响。让我们简单的排列一下资料：

其一、老子隐居于泗水之滨的沛地

《史记》记老子出身地为“楚苦县厉乡曲仁里”，但老子发蒙便离开了这里而到他乡求学。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记：“老子学商容。”高诱注：“商容吐舌示老子，老子知舌柔齿刚。”《文子》、《说苑》记：“老子学于常枞。”常枞即商容音转。《管子·小匡》记：“商容处宋。”宋弱小，从安全计，对于齐派来专事文化活动旨在兼并宋而居住于宋的商容，理所当然不会允许他在都城（先商丘、后彭城）聚徒讲学。沛（今江苏沛县），地近于齐，出入方便，商容择居于此。老子向商容求学，定居于沛。

老子出仕之际，已是周室倾危之时，所任柱下史一职已无实权可掌，只是读策思索而已，终致弃职，返回于沛。（邹旭光《沛老子学派探赜》）

其二、孔子南之沛，问道于老子

《庄子.天运》载：“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，乃南之沛见老聃。”孔子问“道”、“度数”与“阴阳”等，老子答道：“名，公器也，不可多取。仁义，先王之蘧庐也，止可以一宿而不可外处”，“怨、恩、取、与、谏、教、生、杀八者，正之器也，唯循不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。”这里所说，怨、恩、取、与、谏、教、生、杀八者，只是治理天下的工具（器），而不是根本大道。只有遵循根本大道、无所停滞，才能使用这八者。这说明老子并不排斥度数、阴阳、仁义等等，只是要用道来统摄它们罢了。

除《天运》外，《庄子》书中的《天地》、《天道》、《田子方》、《知北游》等都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多次向老子求教的事，老子一一作了解答。《庄子》一书虽“寓言十九”，但亦有“重言十七”〔6〕，而“以重言为真”〔7〕。证之以《史记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吕氏春秋》诸书，孔子及其弟子等南之沛问道于老子，其事可信。

因“泗水”之便，两位圣贤在沛县聚首，所传为“大道”，实现的是“儒道对接”。简单看，儒学南下，道学北上，沛县提供了“空间”；深层感受，是沛县创造了一种儒、道融合的人文氛围。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特别重要的“巨人握手”、“大师传承”。中国人今天好说“三教合一”（？），其实，不可能。两教（儒、道）合一，才是真实的。

《庄子·外篇·达生》还载有孔子吕梁观洪事：“孔子观于吕梁，悬水三十仞，流沫四十里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。见一丈夫游之，以为有苦而欲死也。使弟子并流而拯之。数百步而出，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。”吕梁镇将孔子观洪处视为文化遗产，明代即建有“观道亭”、“川上书院”，氤氲之气，至今不衰。这是值得沛县深思的。要知道什么“品牌”最有价值，是一种文化责任。

其三、吴王夫差提升了“泗水”与“泗水文化”

远古的“泗水”，是“自然河流”。夏朝，作过整治，开始“借泗行运”。即在沛泽、彭城段借水通舟，开辟“贡道”。“贡道”即国家运河。《尚书·禹贡》载：“海、岱及淮惟徐州：淮、沂其乂，蒙、羽其艺……浮于淮、泗，达于河。”“淮、沂其乂”，即淮河、沂河经过了治理；“浮于淮、泗，达于河”，即借泗水的南北航行，可以沟通淮河与黄河。这表明，徐州地区的运道，在夏朝初年即已开通。“达于河”的水道，或是先由泗水转菏水入菏泽，再由菏泽入济水，最后由济水入黄河。

古徐国时代的“泗水”，又经徐偃王治理。徐偃王称王后，“欲舟行上国，乃通沟陈、蔡之间”（《博物志》卷六），开凿了由徐方西上中原“上国”的运道。此事发生在周穆王伐徐之前。《今本纪年》将徐偃王攻周与周穆王伐徐都定于周穆王十三年（前964），果如此，则徐偃王开凿的运河当是华夏第一运河。

我们估计，这条“徐王运河”或者是作为“泗水”的支流而存在的。所以不在沛县境内，应该与后来的“汴水”方向一致。

到了吴王夫差的时代，他开始经营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。《左传·哀公九年》记载：“吴城邗，沟通江、淮。”意即，吴国修筑了“邗城”，又开挖“邗沟”，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。哀公九年，即公元前486年。这时候，孔子周游列国还在路上。

吴王夫差仍然不安分，在开凿了邗沟，解决了由江入淮的问题后，为了北上与齐、晋较量，称霸中原，复在鲁哀公十一年（前484）疏浚菏水，借以沟通泗水与汶水（通济水）。鲁哀公十三年（前482），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会盟黄池，即走菏水运道西行。这一年，他对荷水或又做疏浚。“菏水”，泗水支流，在沛县北入泗水。自然是徐州辖境内的又一条古代运河。关于吴王夫差在鲁、宋之境、即古徐州之境开挖“荷水运河”事，《国语·吴语》有这样侧面性的记载：

 “吴王夫差……乃起师北征。阙为深沟，通于商、鲁之间。北属之沂，西属之济，以会晋公午于黄池。”

 “余沿江溯淮，阙沟深水，出于商、鲁之间。”

吴王夫差攻打齐国，战于艾陵，必走汶水。汶水作为济水的支流，无法直达泗水，所以吴王夫差要“阙（掘）沟深水”，疏浚荷水，走一条“之”字型水道。荷水运道的开凿，沟通了泗水和济水（汶水），当然也就沟通了江、淮、河、济。起主渠道作用的当然还是泗水、即“泗运河”。徐州的泗水运河帮助吴王称霸，这是真实的历史传奇！

鲁哀公十三年（前482），这一年份的意义在于，从此，沛县可以南下长江，北上黄河，通行“四渎”而无碍。

即使跳出“沛县立场”，也应该承认，吴王夫差是“泗水功臣”，是“中国运河功臣”。在他的政治影响消失之后，他永恒的历史功绩是开辟了贯通南北的东方大运河。

京杭大运河沿线，少了一座纪念吴王夫差的雕像。

其四、秦始皇彭城“泗水捞鼎”的隐喻

《史记》记载，“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沦没，伏而不见”，大约在战国后期，九鼎的下落已经成为一个永久的历史之谜，无人得知它们的下落。

《史记.秦始皇本纪》载，始皇帝二十八年（前219年），“始皇还，过彭城，斋戒祷祠，欲出周鼎泗水。使千人没水求之，弗得。”《水经注》谓：“周显王四十二年，九鼎沦没泗渊。秦始皇时，而鼎现于斯水。始皇自以德合三代，大喜，使数千人没水求之，弗得，所谓‘鼎伏’也。亦云系而行之，未出，龙啮断其系”。郦道元说，是“龙”咬断了绳索，鼎再落水。这“龙”的出现，有其隐秘。

下：秦始皇捞鼎图

因为“龙”与“帝王”的象征性联系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。所以，秦始皇“欲出周鼎泗水”，“龙啮断其系”，分明是一种“皇命”不永的征兆，也是汉高祖刘邦将要“出世”的征兆。鼎留于泗水，是为刘邦日后拥有九鼎，位居九五之尊所在做的“信物”铺垫。我们判定：秦始皇彭城“泗水捞鼎”的故事，如果出于秦朝档案，那是秦始皇的“宿命”；如果出于汉朝人的编排，那是对“布衣帝王”的造势。

其五、汉高祖刘邦初为“泗水亭长”

刘邦的经历，用“丰生沛养”可以概括。有幸，他“试而吏”，做了“泗水亭长”。前述，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前219年）泗水捞鼎不得。鼎沉于水，龙潜于渊，这正是“乾卦”初九“潜龙勿用”的爻辞。十年，龙潜，“祖龙”死，真龙飞，刘邦在完成“灭秦”“剪楚”的大业后，在“氾水”登基为“汉帝”。汉高祖一生，多与水（泗水、鸿沟、汉水、鸿沟、乌江、氾水、洛水、渭水）有密切关系——唯“泗水”最重要。“泗水”可谓“龙兴之地”。

总结秦始皇与刘邦的“泗水”，一兴于“泗水”，一灭于“泗水”。与刘邦作“泗水亭长”呼应的还有张良从下邳西来，在泗水之滨与刘邦相会，说“太公兵法”，同心抗秦；项梁、项羽至彭城“泗水”边上，与“泗水亭长”的刘邦聚义，并在这里拥立新的“楚怀王”；“楚怀王”在这里发令西征，刘、项联手灭秦。这一批人是以秦王朝的“终结者”出现的，同一个“泗水”背景，显示了两种命运的决战。

下：汉高祖刘邦

其六、宋武帝刘裕北伐，“泗水”列舰，祭拜“留侯”。

东晋末，徐州人、后来禅晋建宋的宋武帝刘裕，曾经两次北伐，一借邗沟、泗水行漕，于义熙六年（410）消灭南燕；一借泗水、菏水、济水、黄河行运，进而创造了从江域到河域、从建康到长安的三千里跨越，于义熙十三年（417）消灭后秦。（《宋书·武帝纪》）。“泗水”见证了南北朝时期由徐州人主导的、唯一胜利的北伐战争。

其实，早在刘裕北伐前五十年，东晋平北将军、徐、兖二州刺史桓温于太和四年（369）率军北伐前燕，军过彭城后，水道浅澁，他曾“凿巨野三百里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黄河”（《晋书·桓温传》）。

刘裕北伐前二十六年，徐州刺史、前锋都督谢玄就于淝水之战胜利后的太元九年（384），又在徐州泗水之上置栅通漕——“玄患水道险澁，粮运艰难，用都护闻人奭谋，堰吕梁水，树栅，立七埭为呱，拥二岸之流，以利运漕。”（《晋书·谢玄传》）

下：刘裕第二次北伐行军图——他走最右一路

“泗水”作为古代漕运航道，每每与国家统一的战争相联系，因而，我们又可以这样表述，古代的泗水，不但是“黄金水道”，而且是“国家命脉”。

三、运河放歌：总是英魂常在、浩气千秋

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，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（1293）。而徐州段的通航，则早在至元二十年（1283）济州河（济宁——安山、即东平，长150里）开通前、或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）会通河（安山——临清，长250里）开通前即已实现。这个“通航”，指的是徐州以北，借泗水行运抵于济宁；徐州以南，借黄河、淮河行运，顺水放舟，南至于江。这是元初或宋、辽、金时代的水利形势。证据是，元丞相伯颜于至元十二年（1275）率军南征时，即曽派郭守敬勘察过汶、泗、淮水道。后来做了都漕运副使的马之贞曾言：“宋、金以来，汶泗相通。”（《元史·河渠志》）

元代大运河共分七段，由北向南依次为：通惠河、通州河、御河、会通河、济州河、扬州运河和江南运河。徐州段运河属“济州河”段，北出济宁，南下沛县，经留城，过境山，越茶（垞）城，穿秦洪，入彭城，出吕梁，下邳州，奔清口，在古老的“泗水”河道上翻出了新的浪花。

到了明代，大运河由南而北，也分七段，分别是：浙漕、江漕、湖漕、河漕、闸漕、卫漕和白漕。徐州段既称“河漕”（徐州城南），又称“闸漕”（徐州城北）。“河漕者，即黄河。上自茶城与会通河会，下至清口与淮河会……涉险五百余里。”所谓“河漕”，即借黄河行运。“闸漕者，北至临清与卫河会，南出茶城口与黄河会”（《明史·河渠志》）。所谓“闸漕”，因南旺分流后，河床落差较大，为蓄水保航，沿途多建水闸，故称。

而从整体上看，明、清两代的运河，基本上沿用了元朝的路线。

因为徐州处在“闸漕”上，有必要在此插叙一下中国古代的闸坝情况。宋以前，有运河而无船闸。为了蓄水，只好广设堰埭。下游船上行，一在堰上覆草，以减少船底磨损；二要在堰埭上安置辘轳、绞车，以拖绞航船过堰。大的堰埭上，有时要备二十多头牛。宋真宗时淮南运河上出现了船闸。

元运河入徐州，第一闸是“金沟闸”。此闸“大德八年正月四日兴工，五月十七日工毕。”第二闸是“沽头闸”。此闸“延祐二年二月六日兴工五月十五日工毕。”（《元史·河渠志》）其实，沽头闸就是两座——北隘船闸与下闸。第三闸是金沟、沽头二闸之间的“隘闸”，隘闸也是两座，各宽一丈，用以限制大船通行。第四闸是“三叉口闸”，第五闸是“土山闸”。“隘闸”建于徐州，意义重大。一丈宽的闸门，只准通行一百五十料（石）的标准航船，“违者罪之”，可见是把航管

元、明时代，徐州大运河的“河漕”段全长362里，占徐州大运河500里总长度的十分之七。为直观计，今列“河漕”各段长度如下：自古城驿入宿迁（时属徐州）界，到小河口45里，又15里至宿迁城南，又50里至皂河接邳州界；又10里为直河口，又50里至邳州城南，又40里至睢宁县之新安驿；又30里至双沟，又5里接徐州境之栲栳湾；又15里至房村，又10里至吕梁洪，又42里至狼矢沟，又18里至百步洪，又2里至徐州城；出州城20里至秦梁洪，又10里至茶城（《徐州府志·河防考》引明《世宗实录》）。

 是时，徐州段大运河铜帮铁底，高崖夹流，河槽深幽，岸道坚实，水流充足，船行平稳。城中“建仓转输，滨河置舍，舍置浅夫”，一派繁盛景象。明成祖永乐十三年，“州城设彭城驿”，驿在城“东关”。

运河西岸，州城外围，分设八处驿站，形成了以彭城驿为中心的辐射通道。徐州城南建有“天下四大粮仓”之一的“徐州广运仓”（仓储2740万石），仓外建“国储门”、立“通衢坊”，驻有专司漕运管理的户部分司“漕运府”。至明代早中期，徐州得运河之利，已是“物华丰阜，可比江南（崔溥《漂海录》）”。

上述资料，是一种“物质化”的罗列，没有丝毫生气，就此打住。因为关注人，所以特别说到两个与“沛县运河”有关的人。

其一、文天祥绝唱

文天祥（1236—1283）虽然是“南宋人”，鉴于他是沿着“大运河”被押解到沛县的，所以我们视他为“运河人物”。文天祥过沛县，写下《歌风台》与《沛歌》等。今录于二诗于下。

歌风台

长陵有神气，万岁光如虹。有时风雪变，魂魄来沛宫。

壮哉游子乡，一览万宇空。击筑戒复隍，帝业慎所终。

重瞳爱梁父，此情岂不同。锦衣绚行昼，丈夫何浅中。

缅怀首丘意，自足分雌雄。尚惜霸心存。慷慨怀勇功。

不见往来事，烹狗与藏弓。早知致两生，礼乐三代隆。

匹夫事已往，安用责乃翁。我来汤沐邑，白杨吹悲风。

永言三侯章，隐隐闻儿童。叶落皆归根，飘零独秋蓬。

登台共恓恻，目送南飞鸿。

沛歌

题注：“山东藤山沛县，初十日。”

秦世失其鹿，丰沛发龙颜。王侯与将相，不出徐济间。

当时数公起，四海王气闲。至今尚想见，虹光照人寰。

我来千载下，吊古泪如潸。白云落荒草，隐隐芒砀山。

黄河天下雄，南去不复还。乃知盈虚故，天道如循环。

二诗虽然是“游览诗”，却充满了历史忧叹，洋溢着英雄主义豪情。无意间，这些诗歌成为一曲沛县英雄的颂歌，成为沛县人民的精神财富。“黄河天下雄，南去不复还”二句，还旁证着黄河流经沛县（下详）。

其二、颜瓌

颜瓌，明初为沛县县令。燕王南征，颜瓌守土抵抗。城陷，不降，自尽于县衙大堂。其子同赴难。《明史》有传。今录（明）黄佐撰《革除遗事》所载。

颜环，（“颜环”，明史卷一四二作“颜瓌”。）字伯玮，以字行，吉安庐陵人。唐鲁公之后。以贤良征，授徐州沛县知县。文庙举兵靖难，所过郡县皆归附，环独以死守。会曹国公李景隆奉命出师，驻于德州，环率淮北民给军饷，措画有方，未尝缺乏。辛巳六月，靖难师直捣济宁，过沛，沛民窜匿，环招来之。九月，设沛丰军民指挥司，集民壮五千人，筑堡备御，寻调三千益前军。

图：朱棣南征，颜瓌牺牲

壬午正月，靖难师驻沙河，二十二日攻沛，环遣县丞胡先诣徐州告急。既而度不能支，预送其子有为使归，且告之曰：“汝还家白大人，子职弗克尽矣。”题察院壁曰：“太守诸公监此情，只因国难未能平。丹心不改人臣节，青史谁书县尹名？一木岂能支大厦，三军空拟筑长城。吾徒虽死终无憾，望采民艰达圣明。”夜三鼓，师入东门，指挥王显迎降。环冠带升堂，南拜大哭，曰：“臣无以报国矣。”乃自缢死，时年五十。

其子不忍去父，复还，则环已死矣，遂自刎以从。俄擒主簿唐子清、典史黄谦至，亦死之。县丞胡先收环父子尸，葬沛南关，题曰“颜公墓”。正统初，监察御史彭最巡邑，询诸户部主事致仕孟式，得其葬处，令有司修墓，立祠祀之。

龙按：死难之臣，如卢陵颜环父子，为臣死忠，为子死孝，精忠大节，凛凛与日月争光，讵不伟欤！乃主簿、典史一时同死，其观感亦烈矣。窃以靖难之师，功高万世，而所以处死难之臣，不无过甚，令忠臣义士于今哽咽。至御史请追戮周是修，文皇曰：“彼各为其主耳，置不问。”嗟夫，尚于诸臣一一皆尔，岂不称盛德全懿乎哉？

后来，凡过沛县诗人，多以诗悼念颜瓌。明代诗人吴宽有《过沛县怀县令颜伯伟与其子同死兵难》一诗：

诛错兵来汉室轻，区区一令肯前迎。何人独以家为计，有子还怜史失名。

主辱固当全大节，身亡旋复共孤城。夜深河上扁舟过，呜咽犹闻流水声。

文天祥与颜瓌，皆江西人。一过沛县，一死沛县，大运河作证，他们的英雄正气，长存于此。

四、黄河咆哮：历经沧海桑田，回首换了人间

黄河与沛县，今天是不搭界的。而历史上，黄河曾经屡屡流过沛县的大地。是天灾，亦有人祸，是欢喜，更多悲痛，一部沛县的“黄河历史”，真是一言难尽。

今天，我们对黄河经行沛县，作一次简单的梳理。与上面的叙述比较，可能会显得繁琐。且当作沛县的“黄河档案”吧。

沛县“河患”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元光三年（前132），“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,岁因以数不登,而梁、楚之地尤甚。”（《史记.河渠书》）黄河于瓠子决口，东南入巨野泽，由方与（鱼台）入泗水，经沛县、彭城南下淮水，夺淮入海。这是黄河在战国时期人为筑堤、予以定向之后第一次水临沛县与徐州。

此后几个朝代（魏晋隋唐）黄河则没有再侵害沛县。这得益于东汉时期的王景治河。王景治河，是为了解决发生于王莽始建国三年（公元11年）黄河改道的后遗症。其时，黄河在魏郡元城（今河北大名县东）以下决口，向东泛滥至好几个郡，兖州、豫州灾害最重。王莽出乎私心而不闻不问。待拖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（69），才由王景治河，导引黄河从山东利津入渤海。这次治河，王景是河、汴兼治，将黄河下游河道和汴渠实施了分水、分沙体系，黄河、汴渠的水患基本消除。因为治“汴”（三、七分水），所以形成了延续达两千年的徐州水利“西翼构架”与“东翼构架”的对接——汴、泗交流，进而惠及徐州。

徐州因汴、泗交流而形成漕运“金三角”的地利形势。司马迁所说：“荥阳下引（黄）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，与济、汝、淮、泗（水）会”；“此渠皆可行舟，有余则用灌浸，百姓飨其利”（《史记·河渠书》）。这一西汉态势，而东汉仍得以保持。司马迁说的“鸿沟”，即汴水。

经沛县的泗水运道，曾被北魏郦道元所称道。他说徐州是“泗沛合流”、“排沙通道”的舟辑之地。

好日子到了宋代，黄河先后三次夺泗入淮，水临沛县；至金代，这一侵夺成为常态，黄河水主要走沛县南下。关于发生在宋代的夺泗案例，计有：

——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，河决滑州韩村（又说房村），水淹澶州（濮阳）、濮州（范县）、曹州（菏泽），改向东南流，（经沛县入泗水），到彭城界汇入淮河。（《宋史》志四十四.河渠.下同）

——天禧三年（1019）六月，黄河于滑州城西北天台山旁决口，经澶、濮、曹、郓等四州，注梁山泊，入泗水，经沛县、彭城再汇入淮河。

——熙宁十年（1077）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（濮阳）曹村决口，泛滥梁山泊,溢涨南泗水，八月二十一日水围徐州城，城外水位2.89丈（9.6米）比城内地平高出1.09丈（3.6米）。苏轼率军民抗洪，至十月十五日，水退。《宋史·河渠志》载：“七月……己丑，遂大决于澶州曹村，澶渊北流断绝，河道南徙，东汇于梁山张泽泺，分为二派：一合南清河入于淮；一合北清河入于海，凡灌郡县四十五，而濮、齐、郓、徐尤甚，坏田逾三十万顷。”（“己丑”系1077年阴历七月三日。与七月十七日有异。）

这三次决口的“后遗症”是形成了一条从澶、濮之间东流的黄河水路。这一水路，先侵夺泗水，再侵夺淮河。直至元符二年(1099)六月末，黄河在内黄口（今河南安阳市内黄县境内）决堤北行之后，从澶、濮之间东流的河道才逐渐断流。

黄河再次流过沛县，是三十年后的南宋建炎二年、金天会六年（1128），“是冬，杜充决黄河，自泗入淮，以阻金兵”（《宋史·高宗本纪》）。杜充决河的地点，在滑县李固渡（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）以西。决口处的黄河水，洪波东流，经今滑县南，濮阳、东明之间，再东经鄄城、巨野、嘉祥、金乡、鱼台汇入泗水，并在沛县北进入江苏境，南下徐州、邳州（今古邳）、宿迁、淮阴、安东，从云梯关入海。《禹贡锥指》：“徐州之彭城、萧、丰及滕州之沛，皆为沿河之地，则当时河道所经，大略可睹。”这一信息的重要性在于：指出了当时黄河河道在徐州地区的大体路线。

此前的水患，是黄河分了一个“叉”，让一部分黄河水下泻泗水，进入淮河，随淮河水一同入海，因而，还不能说是“黄河入海”。杜充决河后，是黄河真的在夺泗、夺淮后，实现了“黄河入海流”。当代不少水利学者倾向于认定，在1128年黄河决口后，黄河全流经泗水、淮河入黄海，经今天津入渤海的“北流”河道亦于当年废弃。但“淮河委员会”则提出1194年才是“黄河夺淮”的最终时间。因为此前，黄河还时不时的从渤海湾入海。所以，其间有近八十年的过度期。在这“过度期”，黄河经行沛县，基本没有间断。考虑到南宋时期沛县已经在金朝的势力范围之内，所以本文以下的叙述，采用金朝纪年。

——金世宗大定八年（1168），黄河在李固渡决口。《金史》卷二十七《志》第八《河渠.黄河》载：“大定八年六月，河决李固渡，水溃曹州城，分流于单州之境。”——水路是从单县东行，经丰县、沛县（泡水）入泗水。就水势而言，黄河水十分之六南流入泗，十分之四北流入渤海湾。河势南移，已为常态。

——金世宗大定二十年（1180），“二十年，河决卫州及廷津东埽，弥漫至于归德府。”决口后，河分三支入泗，由泗入淮。估计的态势，是黄河水（在沛县南）斜向横入泗水。

——金大定二十七年（1187），黄河仍分为三支，均至徐州冲入泗水，下泄于淮。

——金昌明五年（1194）八月，“河决阳武故道，灌封丘而东”。具体水路，经水利学者考定是：黄河在阳武光禄村决堤，直冲马庄、毛杏兰、经王钦庄、韩庄，出阳武界；抵延津大、小潭村、盐场等村落，进入封丘陈固北，居厢北，赵岗东，至长垣之大车集，历东明，嘉祥、鱼台到沛县、徐州，经淮河入黄海。这一年，由天津入海的黄河北流彻底断绝。与杜充决河、北流断绝的判定相差66年。于是，金昌明五年（1194）这就是被当代水利专家认定黄河“侵汴泗、夺淮河”的标志性时间。

到了金、元之交，如元太宗四年、金天兴元年（1232）三月，蒙古大军在今商丘城西北决河，河水夺濉水入泗水。元太宗六年（1234）八月，蒙兵决黄河于寸金淀（延津境积水淀），灌开封宋兵，导致黄河又一次向南改道。

这两次都是蒙古军队人为的“黄河决口”。第二次决口，洪水分为三股；一股经鹿邑、亳州等地会涡水入淮，一股经归德(今商丘)、徐州、合泗水故道南下入淮；一股由杞县、太康、经陈州会颍水至颍州南入淮。三股分流达60余年。与徐州有关系的是东流夺泗的那一条“古汴渠”、“汴水”线路。原来流经鱼台、沛县的黄河，水量减少，但是仍然存在。

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（1279）南宋灭亡，元朝建。元世祖二十五年（1288），河决汴梁路阳武，主溜至怀远入淮。《徐州府志》对此特予注明：“自宋建元二年（1128），此后虽屡决，皆东夺汴泗。至是（1288）始改趋陈颖。河经徐州凡一百六十一年。”这显示：东流基本断绝，沛县段黄河自然也会断流。

五十六年后，元顺帝至正四年（1344年）五月，连续二十多天大雨之后，黄河水位上涨，“平地水二丈”，先决白茅堤(今山东省曹县境)，再决金堤（河南兰考县东北境）。这次决口让今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交界地区，成为千里泽国。主流、支流，浑然不分。估计：沛县段黄河又有水流。

在白茅口七年之后的至正十一年四月(1351)，朝廷才派贾鲁治河。贾鲁动用了大量的人力、财力投入治河，至当年11月竣工。贾鲁治河详情不再复述，其整治、疏浚旧河道的工程，重点应该是从“归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余里，修完缺口一百七处”﹍﹍后世评价贾鲁治河：“贾鲁修黄河，恩多怨亦多，百年千载后，恩在怨消磨。”(《行水全鉴》引蒋仲舒：《尧山堂外记》)从徐州的漕运的视点来看，贾鲁治河的主要成就是将“古汴渠”作为黄河的行水路线，在徐州实现了与泗水的再次衔接，进而实现了黄河入淮、入海。这一段黄河的路线是：自封丘西南，东经长垣南30里，东明（今东明集）南30里，转东南经曹县西之白茅、黄陵冈、商丘北30里再东经单县南，稍东南经夏邑北，再东经砀山南之韩家道口（砀山南约40里），再东经萧县北，徐州城北，下至邳州循泗入淮。

沛县段黄河存在，但不是主流。十八年后，到元末明初，黄河主流再次回归沛县老路。“明洪武元年（1368）决曹州双河口，入鱼台。徐达方北征，乃开塌场口，引河入泗以济运，而徙曹州治於安陵。塌场者，济宁以西、耐牢坡以南直抵鱼台南阳道也。”（《明史.河渠》）这一次，还有一些好处，即“引河入泗以济运”。

从明初至明中叶，郑州以东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更加频繁，南北摆动，多股并存，迭为干流，极为紊乱。对此，《明史》卷八十三.《志》第五十九《河渠一》有清醒的认识：“黄河，自唐以前，皆北入海。宋熙宁中，始分趋东南，一合泗入淮，一合济入海。金明昌中，北流绝，全河皆入淮，元溃溢不时，至正中受害尤甚，济宁、曹、郓间，漂没千馀里。贾鲁为总制，导使南，汇淮入海。”这一认识的焦点，就是黄河走“南路”还是走“北路”的问题。

“贾鲁为总制，导使南，汇淮入海。”即是走“南路”：由归德而徐州，对运河害小；避免走的是“北路”：由曹、郓、济宁而徐州，对运河害大。整个的明代，最重的黄河害运事件，大多是黄河走“北路”而引发的。

《明史》所载，仅为“大势”，具体的黄河水流，没有全部南流，还是“分了叉”的。当年，黄河在原武黑羊山大决后，分为三支，一支东流经开封，折向东南流，经通许、太康、淮阳，于沈丘入颍，循颍入淮，称为“大黄河”，一支仍走贾鲁河，因水流微弱，称为“小黄河”，另一支经阳武、封丘、菏泽、郓城，东北漫流入安山(今梁山县北)地区，淤塞了会通河。

“大黄河”与徐州无关，不说了。“小黄河”即本文前述的“南路”、汴渠、汴水、贾鲁旧道；另一支经菏泽、郓城，漫流入安山的，比本文前面所说的“北路”还要靠“北”。

“（永乐）九年（1411）七月，河复故道，自封丘金龙口，下鱼台塌场，会汶水，经徐、吕二洪南入于淮。是时，会通河已开，黄河与之合，漕道大通，遂议罢海运，而河南水患亦稍息。”这是一次有意识的选择。即以本文所说的“北路”，作为黄河主流，在鱼台塌场与运河（泗水）汇合。黄河在苏鲁边界汇入运河，既接济了缺水的山东运河南段，又保证了徐州以下运河的流量。

注意，从鱼台入沛县，再南行彭城的黄河，此时是黄河主流。

此河道维持不久，五年后，“（永乐）十四年（1416）决开封州、县十四，经怀远，由涡河入于淮。二十年，工部以开封土城堤数溃，请浚其东故道。报可。”这一信息提醒我们，黄河在上次（洪武二十四年）“全入於淮”二十五年后，又一次“全入于淮”。因为黄河“全入于淮”不利，因而工部请浚其东故道。朝廷“报可”。

“故道”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自封丘到鱼台塌场，再南下徐州的河道，也可以理解为从封丘抵达徐州入泗（运河）的“古汴渠”。此后，“浚”肯定“浚”了，但不会理想，所以《明史.河渠》记载了许多“汴水黄河”不畅所带来的影响：

弘治二年（1489）五月，河决开封及金龙口，入张秋运河，经白昂弘治三年（1490）的治理，东趋徐州入运的“汴道”成为黄河干流，大体即贾鲁故河旧道。后经刘大夏于弘治七年（1494）、八年（1495）的数次大规模治理，西起太行山，东至曹、单諸县，下尽徐州而横亘360里的“太行堤”筑成，黄河正流全部侵汴泗、入淮河。按道理说，经鱼台入运河的黄河之患基本算结束了。而实际情况则是，黄河在河南境内的决口安静之后，其决口地下移于山东曹县、单县一代，洪水东下，则加剧了对沛县至徐州段运河的“横切”。沛县黄河之患，史无前例的严重。

《明史.河渠》载，明中期，黄河入运口门，出现大幅度的南北摇摆：“初，黄河自原武、荥阳分而为三：一自亳州、凤阳至清河口，通淮入海；一自归德州过丁家道口，抵徐州小浮桥；一自洼泥河过黄陵冈，亦抵徐州小浮桥，即贾鲁河也。迨河决黄陵冈，犯张秋，北流夺漕，刘大夏往塞之，仍出清河口。十八年（1505），河忽北徙三百里，至宿迁小河口。正德三年（1508）又北徙三百里，至徐州小浮桥。四年（1509）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，至沛县飞云桥，俱入漕河。”“清河口”在淮阴西，“小河口”在宿迁，“小浮桥”在徐州，“飞云桥”在沛县。在七百二十里的“扇面”上，黄河随意摆头，运河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。在这一态势下，沛县黄河水患都是“灭顶之灾”。

——正德三年（1508），河决贾鲁大河线上的黄陵冈、梁靖口，经曹县南、城武南，或鱼台南、单县南，多股入运，一支从徐州小浮桥冲入，翌年从沛县飞云桥冲入。这一局面，大致延续到1532年，其间“沙河至沛县浮沙涌塞，官民舟楫悉取道昭阳湖。春夏之交，湖面浅涸，运道必阻。”（大学士费宏分析）

到了嘉靖五年（1526）“黄河上流骤溢，东北至沛县庙道口，截运河，注鸡鸣台口，入昭阳湖。汶、泗南下之水从而东，而河之出飞云桥者漫而北，淤数十里，河水没丰县，徙治避之。”黄河淤平，运河淤平，丰县县城沦于水，只好迁城。

嘉靖六年（1527）“河决曹、单、城武杨家、梁靖二口、吴士举庄，冲入鸡鸣台，夺运河，沛地淤填七八里，粮艘阻不进。”

连续两年，黄河都是在沛县泛滥成灾，且直接淤平了运道。个中原因即是沛县为黄河入运的唯一口门。

此信息见当年兵部尚书李承勋的治河之议：“黄河入运支流有六。自涡河源塞，则北出小黄河、溜沟等处，不数年诸处皆塞，北并出飞云桥，於是丰、沛受患，而金沟运道遂淤﹍﹍臣愚以为相六道分流之势，导引使南，可免冲决，此下流不可不疏浚也。欲保丰、沛、单县、谷亭之民，必因旧堤筑之，堤其西北使毋溢出，此上流不可不堤防也。”
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左都御史胡世宁提出了在当时的“运河”之东，另开“新河”的倡议。此即“泇运河”的先声：“至为运道计，则当於湖东滕、沛、鱼台、邹县间独山、新安社地别凿一渠，南接留城，北接沙河，不过百馀里。厚筑西岸以为湖障，令水不得漫，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，乃上策也。”

议论归议论，实践是实践。历史注定，还要经受多次的磨难，治河人才能寻找到那个避害趋利的良方。

“嘉靖至四十四年(1565)七月，河决沛县，上下二百馀里运道俱淤。全河逆流，自沙河至徐州以北，至曹县棠林集而下，北分二支：南流者绕沛县戚山杨家集，入秦沟至徐；北流者绕丰县华山东北由三教堂出飞云桥。又分而为十三支，或横绝，或逆流入漕河，至湖陵城口，散漫湖坡，达於徐州，浩渺无际，而河变极矣。”这是沛县段运河因为黄河泛滥而遭受的最大灾难。“二百馀里运道俱淤”即自沙河到徐州的运河河道全部淤平。“泗水”消失，“京杭大运河”消失。黄水过去，沛县人的生活重新开始。

面对这一局面，有个问题必须提出来，即：黄河将京杭大运河（古泗水）淤平了二百里，黄河主流跑到哪里去了？答曰：黄河主流改走“秦沟”。

“秦沟”形成于“嘉靖三十七（1558）年七月”，其时“曹县新集淤。新集地接梁靖口，历夏邑、丁家道口、马牧集、韩家道口、司家道口至萧县蓟门出小浮桥，此贾鲁河故道也。自河患亟，别开支河出小河以杀水势，而本河渐涩。至是遂决，趋东北段家口，析而为六，曰大溜沟、小溜沟、秦沟、浊河、胭脂沟、飞云桥，俱由运河至徐洪。又分一支由砀山坚城集下郭贯楼，析而为五，曰龙沟、母河、梁楼沟、杨氏沟、胡店沟，亦由小浮桥会徐洪，而新集至小浮桥故道二百五十馀里遂淤不可复矣。自后，河忽东忽西，靡有定向，水得分泻者数年，不至壅溃。然分多势弱，浅者仅二尺，识者知其必淤。”

黄河冲出的“秦沟大河”，在丰沛间的走向。见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：“丰县西南有秦沟口”。此即邵口，后来潘季驯筑邵坝于此。秦沟于此与废黄河线分，大流“绕沛县戚山、杨家集，入秦沟至徐”。秦沟的走向，大致冲今丰、沛间的大沙河，至华山东流，经栖山、崔寨、前五段南南下至徐州。栖山以下，河北岸一系列地名：魏堤口、田堤口、崔堤口、孔堤口、刘堤口、大夹河、桥口、田堤口、夹堤等，大致标志了河道北岸。而河右岸的秦庄、秦水口、秦坑、秦楼(茶城北3公里)，似与秦沟之名相关。但秦沟大河主溜经由也只延续到1568年。所以，嘉靖四十五年（1565）湮没运河的大水，主流宣泄是通过“秦沟”的。“秦沟”是经行沛县的又一条“黄河”。

“秦沟”之外，还有“浊河”。“浊河”也是“黄河分支”。其形成与“秦沟”同时，走向为：1569年自华山附近秦沟大河南决，东南经肖县的古液水道至徐州。此即万历三十二年工部所述之中路：过坚城集，入六座楼，出茶城而向徐邳。六座楼在大沙河东岸，下至栖山、河口之间，河势东南而下，直插肖县雁门集(郝集)，入汳（汴）水道至徐州(参阅单树模《江苏黄河故道历史地理》)。主流大致行经至1577年。

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朱衡“乃开鱼台南阳抵沛县留城百四十馀里，而浚旧河自留城以下，抵境山、茶城五十馀里，由此与黄河会。又筑马家桥堤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丈，石堤三十里，遏河之出飞云桥者，趋秦沟以入洪。於是黄水不东侵，漕道通而沛流断矣。”

这就是与古泗水平行而东移的“南阳新河”。“南阳新河”开凿后，开、归间河道混乱局面逐步结束；其时，徐、沛、砀、肖间水道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隆庆、万历年间，徐沛间的黄河才彻底断流，黄河主流最后固定到废黄河这一河线上。沛县挥一挥手，与黄河告别。

现在，我们总结一下黄河在沛县的河道流向：

河道一、多数年代，黄河从鱼台进入泗水（京杭大运河），折而南下沛县、徐州。沛县段运河与黄河共用一条水道。

河道二，正德年间黄河从丰县东下，决沛县城南飞云桥入泗水（运河），折而南行，抵徐州。

河道三，黄河主流从丰县境入“秦沟”，横斜穿沛县南境、铜山北境，至茶城，入徐州。

河道四，黄河主流从丰县境入“浊河”，经沛县南境、铜山西北境，至萧县郝寨，入黄河故道。

黄河对沛县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呢？仅从明清时期五次搬迁县城，其中三次即与水患有关。所以，从明清时代黄河侵运的角度看，沛县人自然不必轻言黄河是“母亲河”。但是，从黄河对沛县、徐州乃至黄淮海平原千秋万代的塑造上看，厚厚的黄土地就是黄河的恩赐。沛县地处黄淮海平原东部，该平原地势低平，大部分海拔50米以下，东部沿海平原海拔10米以下。自西向东微斜。沉积厚度多数七八百米，深后处1500～5000米左右，最厚的开封、商丘、徐州一带达5000米。因而当我们述说明清时代的黄河泛滥时，是不能忘记黄河亿万年的沉淀之功的。黄河造就了厚厚黄土地，黄土地养活了黄种人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？

尾声——随着京杭大运河湖西航道的开凿，沛县又恢复了她“运河城市”的魅力。鉴于京杭大运河已经“半身不遂”，沛县段运河实际上已经是江苏大运河的“龙头”。居于“龙头”地位，沛县应该对保护运河、开发运河作更多的事情。“水的记忆”，与“水的使命”，如何统一呢？